國家要能團結國民，臻於富強康樂的盛世，不論社會如何的多元，都需要有主軸的思想來做主導，該思想要能引領國民往外在開拓實業，更要能往內在省察生命，在過往的時空，這就是儒學存在的意義，其中陽明學不只在中國，更在日本發揚光大，尤其幫忙其開展出明治維新，更幫忙日本在戰後從廢墟中復興。井上哲次郎（1856—1944）撰寫的《日本陽明學派之哲學》可謂「日本陽明學」這一概念獲得成立的鉅著，日本陽明學與中國陽明學的相同點在於認同王陽明先生的心學，但差異點在於陽明學來到東瀛列島後立刻日本化，被賦予日本的性質。按照井上哲次郎的看法，由於日本人性格單純，而學問中沒有比陽明學更單純的東西了，因此日本人接觸到陽明學就相互融合。日本陽明學的最重要特點就是「神儒合一」，意即結合神道與儒家兩種思想元素，著重發展國家精神，這點早在日本陽明學開山始祖中江藤樹（1608—1648）身上就已經顯示出其特徵。
日本企業界人士對陽明學說很感興趣。知名作家守屋洋（1932—）曾說：「在喜歡事後批評的人橫行的現代，提倡實踐的王陽明學說意義重大。」根據《天下雜誌》第六十期的報導，牛尾電機社長牛尾治朗（1931—2023）因信仰陽明學，將其寓實踐於經營，使企業欣欣向榮，他就任牛尾電機社長後，曾大舉開發特殊放電燈泡，但事業並不順利，被退貨的不良品堆積如山，營業亮起紅燈，當時最主要的顧客理光株式會社其經營同樣陷入困境，理光採用牛尾電機的電燈作影印機的光源，牛尾對於要不要繼續和理光作生意而深感焦慮，如果再提供產品，一旦理光倒閉，則會拖垮當時財務同樣不穩的牛尾電機；但牛尾決定去除私慾，反哺理光曾在牛尾電機的前身牛尾工業最困難時，毅然採買電燈伸出援手的仁義，牛尾做最壞的心理準備：萬一公司因此倒閉，就動用父親留下的遺產，變賣後清償債務和付給員工遣散費，他心想：「一文不名也好，正好可重新開始。」
牛尾雪中送炭的賭注，讓理光社長市村清（1900—1968）感動得熱淚盈眶。後來兩家企業都轉危為安，沒有倒閉，而理光同樣不負所望，其生產的影印機不僅執日本牛耳，更儼然成為辦公室自動化設備的新銳產品。再者，日本住友電氣工業株式會社龜井正夫（1916—2002）服膺於商業倫理，他相信德行足以興利，其做人處事秉持著寓信仰於行動來秉公處理，不斷在困難中解決問題。譬如日本經濟在西元一九七四年因石油危機面臨不景氣，龜井不願採取比較寬容的做去：縮減主管人員的薪水（約一千人），節撙交際費和禁止加班，並言明只要公司業績轉危為安，被扣減的薪資就如數奉還，萬一其中有人中途退職，那麼被扣減的薪資都會加算在退休金當中。龜井回憶說：「在企業瀕臨危機前，大夥兒願意咬緊牙根、一同苦撐的用心，才是跨越難關的動能。」龜井深刻體會到行動時光靠領導者一個人不夠，只有大家都有共識，整個組織都要一同實踐纔能產生成果。
龜井曾經擔任國鐵重建監理委員會委員長，展現其鐵腕作風，裁掉某個車站的冗員，受到國鐵工會與共產黨的攻擊，他堅信：「國鐵問題攸關全國人民福祉，既不是政治家，更不是國鐵員工個人私慾的問題。」他排除萬難裁去冗員，即使被激進份子威脅、甚至危及安全而必須派人護衛，都無所畏懼，他說：「決定日本命運的是日本人自己。」牛尾治朗與龜井正夫會認識陽明學，都是因為聽安岡正篤（1898—1983）講學的關係，安岡正篤就是日本陽明學的提倡者，日本戰後歷任首相，從吉田茂（1878—1967）到中曾根康弘（1918—2019），幾乎每個人都尊他做人師，聆聽其講學而成立的「師友會」多達一萬人，各種政經名流都有，直到其去世後纔解散。安岡正篤生前常告訴前來請益的社會領袖，想要做個「人物」，就要具備知識、見識和膽識三個條件，秉事待人應有大公無私的器量，其推崇王陽明「知而不行，只是未知」的灼見，鼓勵人要堅持實踐。
最後，我們要談到日本經營之聖稻盛和夫（1932—2022）。稻盛和夫大學剛畢業時，遇到日本經濟的大蕭條，稻盛和夫對未來感到恐懼和迷茫，但他讀到陽明先生說的「此心不動」，感悟頗深，覺得自己的心要像山一樣沉穩，不因外面的變化而有波動。他在《活法》中說：「良知沒處，萬法難度。」意思是說，做一件事如果沒有良知，無論用什麼辦法無法完成事情。有一回，稻盛和夫接受美國公司很大批量的生產計劃，結果生產的二十餘萬零件全部報廢，損失極其慘重，負責這個項目的部屬向他請罪說：「我所有的辦法都想盡了，始終攻克不了這個難關，造成這個結果。」他請求稻盛處罰，稻盛和夫反而問說：「你在內心裡求過神嗎？」部屬很疑惑回答：「這倒沒有。」稻盛和夫說：「那你試試看再說。」後來那個助手向內在探問，果然發現問題的癥結，技術做出突破，把前一陣子的虧損全都補回來，還有大幅的收益，這就是其經營事業的心法。
日本學者吉田和男（1948—）從觀察其社會現象後發現，日本長期出現經濟無法復蘇甚至領導者醜聞頻傳這類悲劇性問題，根本原因在日本已喪失本屬於日本人自己的「精神」。該如何尋覓出這種精神呢？吉田覺得「復活儒學」是關鍵要旨所在，吉田因此在《塑造日本人心性的陽明學》中呼籲日本人重新增強對陽明學的深度理解，尤其要認識陽明學對日本精神的滋養。民國初年中國的政治人物與知識分子都體認到認識陽明學的重要性，像蔣中正親眼目睹日本明治維新的景象，曾在日記中寫道：「不論在火車上、電車上或渡輪上，凡是旅行的時候，總看到許多日本人在閱讀王陽明《傳習錄》，許多人讀了之後，就閉目靜坐，似乎是在聚精會神、思索精義。」民國三十年（1941）在其〈哲學與教育對於青年的關係〉中就表示：「我最初就很得益於王陽明『知行合一』哲學的心傳，王陽明的《傳習錄》闡明『致良知』的道理，奠定了我求學做事的根本。」
馬英華在《蔣經國全記錄》中記錄蔣經國受其父親影響說：「今後我更將繼續研究陽明先生的學說，學習陽明先生的精神，以完成我自己的使命。」回首從蔣中正（1887—1975）到蔣經國（1910—1988），其經營臺灣社會背後的主導思想，就國家路線而言是三民主義，就個人依歸而言就是陽明學。然而，受困於臺灣社會政黨惡鬥且全面去中國化的浪潮，我們不只無法對兩蔣總統有公允的評價，更無法挽回臺灣政經環境正在全面惡化的困境。解決問題的唯一鑰匙，不再是寄希望於政治領袖回心轉意，而是寄希望於企業領袖意識到不只國家的經營需要有整套內聖外王的思想，公司的經營更需要有能凝聚人心向背的理念，重新拾回陽明先生的《傳習錄》，認真琢磨其內蘊的心法，藉由經營企業來「行仁政」，發展出我們自己的臺灣陽明學，替社會點一盞心燈，來引領整個華人社會意識到復興中華文化實屬福國利民的善舉，這是我們有識者都應該發出的宏圖大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