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貢獻獎
得獎人
偕萬來先生(由偕夫人嚴玉英女士代表接受獎項)
評審評語
偕萬來為臺灣花蓮縣豐濱鄉新社村噶瑪蘭族人，畢生最大的心願是發揚噶瑪蘭文化，為噶瑪蘭正名。1987 年，偕萬來至宜蘭縣政府尋找偕姓親族歷史並至臺北新公園舉辦「豐濱之夜」，展演具噶瑪蘭特色之樂舞。族人常於各式的陳情抗議活動當中，穿插傳統文化表演活動，於是社會大眾開始對噶瑪蘭族的樂舞祭儀、生活技藝、飲食習慣等文化有了更多的認識。
偕萬來曾主編《噶瑪蘭語學習手冊第(1-9)階》，對文化工作的熱情不曾停歇。1994 年 4 月，臺灣原住民文化會議在屏東山地文化園區召開時，偕萬來在暗地裡四方奔走，並在會中呼籲文化研究學者全力搶救噶瑪蘭族的語言與文化，這些表現都是偕萬來基於對母族文化復興的心願所化成的實際行動。終於，2002 年 12 月 25 日，行政院正式宣布噶瑪蘭族為臺灣原住民第十一族，偕萬來也因此被尊稱為「噶瑪蘭族之父」。偕萬來於 2008 年辭世，享年 77 歲。
一人尋根而至一族尋根「噶瑪蘭之父」偕萬來長老的貢獻～
(一個台灣族群頭目家族隱藏的故事) wanu 2021.01.10 六歲喪母、十九歲喪父，新社噶瑪蘭教會偕萬來長老，1932 生於花蓮新社，原為宜蘭噶瑪蘭貓里霧罕社頭目偕九脈的么孫(上有七名兄姊)。父親偕八寶畢業於淡水牛津學堂，受馬偕牧師派任到花蓮宣教，為北花蓮最早的花蓮港長老教會第一任傳道師，牧養關懷從宜蘭被迫遷來後山生活的噶瑪蘭族親。後因替族親作保受牽累而破產，不得已南遷至窮鄉僻壤的東海岸水璉、新社等地，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但「人窮志不窮」，父親臨終前留下遺訓：
一、「到天邊海角，基督信仰不可退」
二、「咱是宜蘭來的噶瑪蘭族人，凡是姓偕的，攏是咱房頭內的親人，有機會要去認親。」身為
次子的偕長老謹記在心。
父母相繼離世後，偕長老由兄姊扶持長大，因經濟因素雖只讀到初中肄業，但他不因此自暴自棄，
反而更加奮發，靠著努力自學，一路從工友、隊丁、村幹事、兵役課員、到最後兵役課長退休(豐濱鄉)，也自學五種語言，令人敬佩。
由於身處早期無水無電無路的偏鄉，為了養活一家七口(五名子女)，偕長老夫妻倆拚盡全力顧三餐，
培育孩子都大專畢業各有所成難能可貴，但也因此累出一身病，而導致洗腎。
1985 年 3 月偕長老上台北接受全國優良役政人員表揚，前一晚於旅館昏倒送醫，被醫生判定腎臟病發。從此他把每一天當成最後一天在過，也更加回憶起父親「要去認親」的遺訓。憑藉基督信仰的力量，他選擇主動回應族群的呼喚，寧可忍受長年每週三次洗腎痼疾，韌性堅強地展開噶瑪蘭尋根復振文化之旅。偕萬來長老的貢獻，可以分成五個方面:
一、基督信仰的力量
二、「一人尋根」行動開始
三、文化展現
四、族群運動
五、文化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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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督信仰的力量
(一)生命交給上帝，病情交給醫生。」這是偕長老親手寫在客廳白板上的兩行字，他就是以此豁達交託的態度，從一人尋根開始，以信仰的意志力完成的文化復振運動。
(二)「基督信仰不可退」是偕長老終身奉守的祖訓及人生守則，也因此價值所堅立的品格，不管他遇到任何挫折困難，他都不氣餒放棄，而繼續朝著目標勇敢走去。
(三)早期他用自家的客廳開始聚會，後來捐地，在眾信徒合力下，創立目前僅存的一間「新社噶瑪蘭教會」，並致力將主禱文、詩歌、聖經融入噶瑪蘭與文化。在噶瑪蘭文化復振活動時，他也常帶族人禱告，祈求基督信仰本土化，藉信仰將噶瑪蘭永傳於世。
(四)由於對基督虔誠的信仰及為噶瑪蘭族尋親的信念，讓偕長老無怨無悔地全心付出。他常以聖經約翰福音 13 章 7 節的話：「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後來必明白。」自勉。在他逝世12 年後的今天，更發人深省。
二、從「一人尋根」行動開始
(一)偕長老任職花蓮縣豐濱鄉公所兵役課，1982 年他要護送役男到宜蘭營區時，當火車穿出重山，進入蘭陽平原時，眼前映現一片水淹景象，腦中立刻浮現小時候媽媽帶他回宜蘭探親的畫面，而父親「要去認親」的遺訓，在耳邊如雷響起，讓他震撼不已。再加上來新社研究噶瑪蘭語的日本學者土田滋鼓勵他「當以身為噶瑪蘭族人為光榮」、「將來要找噶瑪蘭文化可能要來日本找」，激發出他利用抱病的餘生，選擇主動回應父親遺訓，還好，偕姓不是漢姓，當初是為感恩馬偕牧師而改姓的，所以大部分姓偕的，都是噶瑪蘭族人。
(二)於是他先從身邊新社噶瑪蘭偕姓族親開始，有偕老金、偕阿良…等。1983 年 9 月又運用兵役課人脈，陸續發函宜花東鄉鎮公所兵役課同仁，請求協尋偕姓族親，他再利用時間拜訪。
偕長老踏出尋親第一步，就像湖水激起了漣漪。其實，尋親的過程中，往往是內心激動眼眶含淚的。有些不清楚來意的族親，往往給他吃「閉門羹」，回問說：「咱幹嘛做『番』？」
經過偕長老用心的溝通後，有些族親也非常認同歡喜回來做『番』。例如：台東偕姓族親的女兒哭著說：「您若早來就好了，我爸爸去年過世了！看到您啊！我好像看到我爸爸一樣啊！」宜蘭加禮宛偕文連的老媽媽也說：「您若今天沒有跟我講噶瑪蘭的事，我進了棺材都沒機會跟人講。」言猶在耳，不到半年她老人家就過世了。由此可見，她被壓抑不敢開口的噶瑪蘭族群情感何其深沉。
(三)最特別的是，1987 年 5 月 1 日，在女婿楊功明建議下，偕長老第一次造訪宜蘭文化中心碑林小組，「我姓偕，叫偕萬來，我是噶瑪蘭族人。」立刻掀起震撼，因為在宜蘭早就認為噶瑪蘭人都已「漢化」，沒想到這位「活生生」的噶瑪蘭人就站在眼前。碑林小組的老師們也被這位鍥而不捨尋找失落族親的偕長老所感動，同時也揭開了後續「噶瑪蘭返鄉尋根」等復名運動的開始。
(四)偕長老自 1982 年開始，忍著洗腎病痛，陸續在全台找到了 300 多位偕姓族親，其中 171位認同自己是噶瑪蘭族人。1991年偕長老也與其兄偕連成長老共編製祖父偕九脈頭目家譜，共七代，約 229 人。而日據戶籍上種族欄就清楚寫「熟」字，是宜蘭的原住民。
三、文化復振
(一)向政府呼籲承認噶瑪蘭族的存在
1987 年 11 月 23 日，新社噶瑪蘭族人，參加省博館在台北新公園舉辦的「豐濱之夜」演出，首次向世人展現噶瑪蘭族中斷 40 餘年的「除瘟舞(kisaiz)」，偕長老在台上解說除瘟舞祭的意義，並第一次向政府呼籲承認噶瑪蘭族的存在。而他也交代女婿楊功明，到台大人類學系找尋噶瑪蘭族傳統服飾，經過部落耆老認同後，就以白衣黑褲為上台表演服飾。低沉哀怨的吟唱聲，獨特側彎的舞姿，台上傳統的木雕圖騰，祭司祭告祖靈…等，塑造新的族群形象。
(二)協辦「後山噶瑪蘭人返鄉尋根活動」
1991 年 10 月偕長老全力協助宜蘭文化中心舉辦「後山噶瑪蘭人返鄉尋根活動」，這也是噶瑪蘭族文化復振中最重要的分水嶺，讓後山噶瑪蘭人與故鄉宜蘭族親在歷經百年失散後，再次在歷史時空中相會相惜。
(三)成立「花蓮縣噶瑪蘭促進會」
偕長老鼓勵其外甥陳健忠成立「花蓮縣噶瑪蘭促進會」，共邀請了四台遊覽車的後山族親重返故鄉。
(四)「噶瑪蘭人傳統文化展」
介紹偕九脈頭目家族歷史，偕長老也拿出傳家寶「偕九脈頭目印」參展。
(五)「噶瑪蘭人懇親會」
游錫堃縣長首次代表縣政府向噶瑪蘭人道歉，並肯定族人對宜蘭墾拓的功勞。而偕長老致詞時頻頻拭淚說：「裡面有我去訪問過的偕永明、偕萬財…，他們都有來啊！」，族親見面分外親密，一解百年來失散的鄉愁。
(六)「噶瑪蘭之夜」
重現「除瘟祭」歌舞，尤其唱出偕長老所做的「返鄉尋根曲」時，引起全場震撼，「以前我們的故鄉在宜蘭，為著生活流浪去，流浪到花蓮…」，歌詞及低沉哀怨的曲調深深打動現場每個人。最後參訪「噶瑪蘭人舊社」時，偕長老也如願到了父親偕八寶的祖籍地貓里霧罕社(壯圍東港村)及母親潘阿伯的祖籍地哆羅美遠社(壯圍鄉新社村)，親人相見彼此緊握著手不放。最後，來到部落景觀保存最完整的流流社，兩地族親在百年精神樹 qasup(大葉山欖)前牽手共舞，象徵永結同心。偕長老也挖取 qasup 的幼苗，分植到新社國小門口右側，現已成大樹，年年結實纍纍。
(七)持續辦理演出
後來陸續有 1993 年宜蘭故鄉噶瑪蘭族親到新社參加噶瑪蘭豐年節；1994 年噶瑪蘭之夜演出；1994 年 9 月烏來「九族之夜」演出；1996 年登上國家音樂廳演出、花蓮石雕季演出…等大小活動演出，大多可看到偕長老居中協調或解說的身影。藉由文化展現，象徵文化復振受肯定。
四、族群運動
(一)遞交陳情書
1994 年第一次原住民文化會議，在屏東原住民文化園區舉行，偕長老因身體不適無法參加，指派女婿楊功明參加，在會中為噶瑪蘭發聲，並當面向李登輝總統遞交陳情書，會中李總統第一次將山胞改稱原住民。
(二)提出噶瑪蘭族復名訴求。
1994 年 6 月 23 日，偕長老抱病參加原住民還我土地大遊行，並協調台東樟原龍舟隊成員，以噶瑪蘭族身份代表平埔族走在隊伍最前面。並在 7 月 1 日以平埔族代表身分，與原住民「制憲聯盟」去總統府面見李登輝總統，並當面向總統提出噶瑪蘭族復名訴求。
(三)陳情再陳情
1996 年在偕萬來長老支持下，與旅北同鄉會成員分赴台北市政府、內政部陳情。3 月 21 日偕長老受邀「凱達格蘭大道」更名典禮，並表達復名心聲。並在 4 月 4 日赴立法院陳情，後來偕長老也陸續向總統府、行政院、內政部、原民會、縣政府…等單位，陳情再陳情，他也在 2001 年平埔族群公聽會上拿著「頭目公印」指出平埔族存在事實，也請託翁金珠立委、陳定南立委、林哲夫立委…提出質詢，雖然都得到官方樣板「委託學者辦理」答覆。多年來他只要有機會，包含運用媒體輿論為「噶瑪蘭復名」大聲疾呼，從不氣餒。
(四)噶瑪蘭族復名成功
從 1982 年偕長老一人尋根開始，經過眾多有心人士的努力，歷經 20 年終於在游錫堃行政院長「臨門一腳」下的 2002 年 12 月 25 日完成復名，游院長親自宣布「今天國家把你們的名字還給你們！噶瑪蘭族成為台灣原住民族的第十一族。」現場偕長老與許多族親都淚眼盈眶。偕長老也獲聘「行政院顧問」及原民會委員，繼續為族群發聲，特別是為廣大還未取得原住民身分的族親加油。
(五)發起籌建「加禮宛事件紀念碑」
偕長老有感於「加禮宛事件」猶如噶瑪蘭版 228 事件，族人被迫遷徙分散，所以爭取資源在新城鄉嘉里村溪畔公園內，於 2002 年 12 月 26 日完成立碑，永世紀念。
五、文化傳承
(一)噶瑪蘭族語傳承：
偕長老 27 歲當新社村村幹事才開始勤學族語。自1991 年 8 月 29 日他應大女兒淑月邀請第一次在宜蘭「噶瑪蘭夏令營」中教族語，到 1992 年 11 月 4 日偕長老應新社國小古月恆校長邀請在國小教族語，並 參 與 族 語 教 材 編 輯 小組，最後並由偕長老擔任九年一貫噶瑪蘭族語教材主編。他晚年投入大量心力搶救瀕臨絕亡的噶瑪蘭族語復振，也為現在族語發展奠下良好基礎。1996 年也應宜蘭縣政府邀請，帶領潘金英及李文盛，在宜蘭公館國小教族語及傳統歌舞，共有 50 名噶瑪蘭後裔學童受教，意義非凡。
(二)香蕉絲編織的復振：
偕長老自從 1988 年在宜蘭加禮宛第一次聽到偕文連母親說噶瑪蘭族有獨特的香蕉絲衣服，可惜失傳後，他就回新社找結拜的嫂子朱阿比、潘烏吉、潘阿玉、朱阿菊…等老人家，一起憑兒時的片段記憶，慢慢地將已斷層的香蕉絲編織記憶拼湊回來。後來鼓勵潘朝成組織「花蓮縣噶瑪蘭族發展協會」輔導成立「香蕉絲工坊」，傳承此獨一無二的技藝，發展至今。
他並鼓勵妻子嚴玉英 62 歲開始學香蕉絲編織，至今 20多年，日前也獲文化部惟一認定為噶瑪蘭族香蕉絲編織技藝保存者「人間國寶」，她也是一路陪伴照顧偕長老尋根復振文化的幕後最重要推手。而大女兒淑月也擔任工坊志工老師教學，二女兒淑琴擔任協會總幹事，她們也定期至新社國小傳承此獨特技藝給未來民族幼苗。三女兒淑珍也擔任學校故事媽媽志工，小女兒淑惠任職衛生局技正，服務偏鄉醫療。兒子天明任職花蓮高工，並擔任協會理事，熱心推展會務，子女們各自堅守崗位，回饋鄉里。
(三)促成音樂歌謠的傳承
偕長老 1991 年為「返鄉尋根」活動所做的「尋根」及「懷念故鄉」二首歌謠，不僅當時感動很多人，至今仍成為噶瑪蘭文化活動中膾炙人口的歌謠。另外特別的是，偕長老也促成吳榮順教授與潘金榮、潘金英等族人，有系統的錄製「噶瑪蘭族之歌」，由風潮音樂出版，並獲第十屆金曲獎，流傳至今成為當代最珍貴的噶瑪蘭傳統歌謠瑰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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偕萬來長老抱著重病之驅，一人尋根，而至一族尋根。他用心，也用腳，就這樣，他拾回了噶瑪蘭人的根，也帶給我們更大的省思。不管是信仰的力量、尋根行動、文化展現、族群運動、文化傳承，都是「一步一腳印」行動出來的。讓文化復振不再只是記事，而是留給後代信心見證與效法的榜樣。偕長老永遠都是身教重於言教，只是他 2008 年 12月 25 日不幸離世，不僅讓親人不捨，也讓族群痛失一位領航者。對於他念茲在茲的「基督信仰不可退」及「有機會要去認親」的祖訓，仍期待後代在有心人協助下繼續「能發芽起來」永世傳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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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文化復振獎
設獎定義
獎勵致力於凝聚部落青年族人，喚起部落重視傳統文化藝術之意識，並且鼓勵青年成為部落榜樣，推動孩子、青年與耆老共學，落實深度的文化傳承復振行動，且具有卓越貢獻事蹟者。
得獎人
潘金榮 先生
評審評語
潘金榮為花蓮縣豐濱鄉新社村噶瑪蘭族人，新社部落耆老。曾經參與教育部與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語文學習領域 原住民語》之語言教材編輯，並協助民族音樂學者完成《噶瑪蘭族之歌》專輯的蒐集與整理，也在花蓮縣原住民族部落大學，教授《新社噶瑪蘭傳統祭儀及歌謠》之課程。潘金榮擔任新社部落頭目期間，每年四月都會帶領族人到小湖海邊舉行新社部落重要的祭典–海祭。其本人曾創作或改編許多歌謠，其中一首噶瑪蘭族新民歌《咱們噶瑪蘭人要起來》（qasengat pa ita na kebalan），是花蓮新社噶瑪蘭人在第一次「返鄉尋根」民國 80 年 10 月參加慶祝活動時，由潘金榮所創作。之後，在每年新社的豐年祭儀當中，這首歌也成了噶瑪蘭族人拿來當代表族群的新標誌歌。
曾 任
花蓮縣豐濱鄉新社天主教傳教士
花蓮縣豐濱鄉新社村頭目(二屆)
花蓮縣豐濱鄉新社發展協會理事長(二任)
花蓮縣豐濱鄉新社村村長(二任)
花蓮縣豐濱鄉新社國小族語教學顧問
國民小學九年一貫課程噶瑪蘭語編輯委員
現 任
花蓮縣豐濱鄉頭目顧問
得獎感言
大家好，我是來自花蓮縣豐濱鄉新社村的噶瑪蘭族人潘金榮，今年 78 歲，族名叫做siReyu (日語，意思是怎麼會活下來)。今天很開心，可以和新社國小余光臨校長所帶領的全體師生們，以及部落族人代表，一起來參加今天的頒獎典禮。
首先感謝在 2020 年十月特地來新社轉達這個好消息的蘇玉枝執行長及廖珮雯小姐、宜昌國小李國明校長。當時我驚訝的說不出話來，想藉今天的機會來表達我的感謝。更感謝主辦單位台北西區扶輪社的主委謝弼雄先生及所有的委員，你們辛苦了，我非常感謝。再特別感謝的是中央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主任委員孫大川主委、台北藝術大學的吳榮順教授及屏東大學音樂系周明傑教授等三位遴選委員。
今天我非常開心也很感動。感動的是我從沒得過這樣的獎，我自己覺得我並沒有做得很好，但是評審們這麼支持我，還給了我這份殊榮。往後的日子，我會繼續努力。我會將我所知道的東西，盡量傳給部落族人及學校孩子們。
最後我用噶瑪蘭語 wanay wanay，(意思是萬分萬分的感謝)，來表達我對各位的感謝之意。未來如果所有委員、教授們有來到花蓮，請一定要來新社部落來看我喔!謝謝大家對著祖先輕聲歌唱的身影–潘金榮 siReyu angaw
第二次世界大戰進入末期，日本軍國主義在亞洲的戰場出現了敗象，戰火蔓延到台灣本島，躲空襲、徵壯丁、原住民當軍伕、糧食缺乏等，台灣處在高度緊張的「兵荒馬亂」歲月。後山（花）的後山（東海岸）也同樣捲入這場無情戰火，戰爭末期日軍兵源不足，就強徵原住民青年當軍伕，而直接減少部落勞動力，造成東海岸原住民族部落糧食更加不足。潘金榮的大哥潘龜流當了原住民軍伕，在高雄訓練幾個月就搭船赴南洋參加戰爭，但船開到中途就回頭，因為日本投降了。
早年出生在東海岸部落的嬰兒，夭折時有所聞，剛出生的嬰兒家長不會立即向戶政機關報戶口。民國三十一年，距離二戰結束還有三年，潘金榮出生在新社部落，小嬰兒生命跡象不被看好，家人以為活不下來，瘦弱的身體又常常生病，家人給他取了綽號 siReyu，意思是「怎麼會活下來」，可能是叫習慣了，後來 siReyu 就成為他的名字。有次不明原因發高燒大便出血情況危急，幸好盡職的父母親不放棄的呵護照料，小生命度過了難關，含辛茹苦的過了兩年，身體逐漸結實起來，家人認為他可以活下來了，這個小生命終於在民國三十三年五月十七日報了戶口。當時誰也沒料到家中排行老么的小生命，日後對噶瑪蘭族的文化復振做出重大貢獻。
潘金榮的母親朱阿秀，父親潘籠爻，兩夫妻一共生了六男一女，其中兩個兒子不幸夭折。部落的男生剛懂事就要學習做農事，放牛、割草、耕田、插秧、割稻、捕魚，甚至跟著大人到山區打獵等等。大人喜歡一面插秧一面哼哼唱唱，晚上休息時長輩會烤火圍坐在一起聊天講故事，少年時代的潘金榮很喜歡聽大人唱歌、講故事，這種日常的聆聽行為，應該是奠定他的噶瑪蘭族文化底蘊根基。潘金榮記得很清楚，他六、七歲時親眼看過新社部落舉行 kisaiz（除瘟祭–少女成為祭師的重要治療祭儀），持續進行大約七天的 kisaiz，不論是祭師們吟唱祭歌、儀式與治療過程、祭物與祭品的使用等，令他印象深刻。按照噶瑪蘭族慣習，治癒後的少女就取得祭師的資格，長大之後，必須尊崇祖訓與文化禁忌規範，跟著資深祭師學習，多年後她必將承擔族人與神靈溝通、祭祀、醫療、文化傳承等，在部落裡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這個極為重要的 kisaiz 祭儀，後來基督宗教的影響而中斷了。
民國五十年，十九歲的潘金榮和十八歲的江秋英結為夫妻，隔年大女兒潘秀琴出生，老婆懷了大兒子潘泰山時，他接到入伍召集令。可能是海邊長大的男生水性好、體力佳，兵役兩年的潘金榮，在台灣受訓後立刻發配到金門與小金門，在國共戰地最前線擔任護國衛民的蛙人部隊，在金門服役期間沒有一次休假回家，直到退伍後回到家才第一次見到大兒子。
一八七八年，花蓮市與新城地區爆發噶瑪蘭族聯合撒奇萊雅族，武裝抵抗清朝殖民的「加禮宛戰役」，戰後兩族人大量遷逃到豐濱鄉，在這裡建立了新的家園。日據時期豐濱鄉稱為新社庄，噶瑪蘭族人不但很會種稻，稻榖常常豐收，因此新社村有「新社庄米倉」之稱。東海岸老一輩阿美族人知道自己種稻技術，是噶瑪蘭族教導的。日據時期稻榖收成才有機會賣幾個錢，這也是新社部落唯一的經濟收入，當時東海岸沒有公路，居民在新社庄內交流進出只能走海灘或是山頭的稜線，出外交易買賣只能靠划船（或帆船）北上到花蓮市區或是往西翻山越嶺到光復鄉或鳳林鎮，交通非常不方便。
民國五十年中期，農業生產的收入難以養家活口，這時期台灣工商業發展順暢，經濟逐漸起飛，正好需要大量的勞動力，就這樣吸引著農村破產的剩餘人口流動到都會。民國五十八年第二個女兒潘秀花出生，一家四口的生活壓力更加吃重了。在民國六十三年，潘金榮決定去北部工作，他扛著簡單行李，暫別故鄉離開妻兒。台十一線（花東海岸公路）雖然已經通車六年，但客運班次很少，他寧願花半天的腳程沿著丁子漏溪翻山越嶺到達光復，接著搭火車到花蓮市，再轉搭金馬號客運沿著蘇花公路到台北找工作。起先在「活性碳」工廠當作業員，隔年工作稍穩定時，就把老婆和三個孩子接到台北縣樹林一起生活。一旦公路開通農村就不再封閉，都市利用公路吸引著貧窮人家的孩子，他們應該是新社部落第一代的「都市原住民」。
公路的吸引力越來越大，人口外流越來越快。民國七十年豐濱鄉人口有八千七百餘人，往後人口逐年負成長，到了民國一百零九年底人口僅剩四千三百餘人。「都市原住民」的收入改善了家庭經濟，但由於部落青、壯輩人口流失嚴重，造成東海岸部落文化傳承的式微，原本人數就不多的噶瑪蘭族受到的衝擊更大。潘金榮和老婆一起當建築板模工人，這期間潘金榮抽空到駕訓班受訓，考取職業大客車執照後，當起了公共汽車駕駛員，上班後才知道月薪只有七、八百元，幹不到一個月就離職了。夫妻兩人當建築板模工人的月薪加起來約有兩萬元，一家四口只夠剛好溫飽難有積蓄，和老婆商量後，於民國六十五年全家回鄉，決定在新社部落自己的土地上耕耘，那時潘金榮三十四歲。
日據時期，總督府將原住民族（日本稱為「蕃人」）分類為「高砂族」和「平埔族」，「高砂族」有九族，「平埔族」約有十族，噶瑪蘭族被歸類為「平埔族」，「平埔族」逐漸被總督府排除在原住民族的政策範疇。國民政府領台後將「高砂族」九族改為「高山族」九族，有關原住民族政策的實施也僅限於「高山族」，而「平埔族」的基本權益完全被剝奪，也就是說約有十族的「平埔族」不再被官方視為原住民族。荒謬的是，官方卻將噶瑪蘭族的人口全部歸為阿美族人口，民國六、七十年代，宜蘭噶瑪蘭族的奇立板、加禮宛和流流等等部落，不少族人仍然以噶瑪蘭族語交談的，而花東地區的噶瑪蘭族部落主要語言就是噶瑪蘭族語，各種歲時祭儀都按照噶瑪蘭族習俗舉行，具有明顯的噶瑪蘭族群文化特性，日據時代錯誤的族群分類，直接影響日後國民政府的族群政策，數十年來族人被劃歸為阿美族深感委屈，只是當時「復名運動」尚未開大門走大路。阿美族習慣對花蓮的加禮宛、立德、新社等部落族人稱呼「加禮阿宛」（keliawan），這也是上述幾個部落族人的自稱，「他稱」和「自稱」並不影響族人對「噶瑪蘭」（意思是平原上的人）的認同，因為花東地區的族人知道祖先來自北方蘭陽平原的噶瑪蘭。長久以來部落舉行餵靈、除瘟、豐年等祭典時，首先就要面向北方虔敬地祭拜祖靈。阿美族和噶瑪蘭族在花蓮相處混居已有百餘年之久，在當地「我族」、「他族」的族群邊界相當清楚，絕對不會搞錯。
民國七十三年，回到新社已有八年的潘金榮，被聘為新社天主堂的傳道師，正值四十二歲壯年的他每天除了忙於農、漁、採集外，又肩負教會傳道工作與關懷教會會友家庭大小事，非常忙碌。但小時候很喜歡聽長輩唱歌、說故事的記憶，他一直放在心上沒有忘記，等到自己年紀大了有空暇時他也會說唱給年輕輩聽。「年輕人要了解歷史，就要知道祖先，要知道祖先就要常聽老人家講故事。」沒錯，了解自己的歷史越深刻，對自己的文化詮釋就會越清楚。
民國七十六年，是噶瑪蘭族命運的重要轉捩點，新社岩棺要借移到台北新公園內的臺灣省立博物館展覽，館方為了要舉行開幕活動，擬邀請豐濱鄉民北上參加。鄉長認為這是窮鄉僻壤的大事情，決定舉辦一次鄉內六個村落的公開歌舞比賽，獲得前三名的團隊代表豐濱鄉。得知消息的新社部落意見領袖阿美族的林金榮先生表示反對，他不客氣的對鄉長說「岩棺發現地點是在新社部落，新社部落不必參加比賽應該直接指定為展演團隊，而且他們不是阿美族是噶瑪蘭族啊！」鄉長反駁說「哪裡有噶瑪蘭？不是沒有了嗎？不是已經消失了？」「沒有消失啊！一直生活在新社啊！」「要不然你們拿出噶瑪蘭文化、拿出噶瑪蘭歌舞給大家看看。」感受奇恥大辱的林金榮雖然憤憤不平，但一時不知怎麼回答，也只好答應了。
林金榮要求潘金榮負責比賽籌備工作，潘金榮臨危受命，但問題來了，要表演什麼才能展現噶瑪蘭族的文化特色呢？他傷透了腦筋，因為公開表演和平常講族語、唱族歌是兩回事。還好當時不少祭師長輩都在，他找了多位祭師和族人商量，祭師朱阿比鼓勵大家說「好啊！我們一起努力來練習 kisaiz 吧！」「我覺得冥冥之中祖靈在幫助我們，小時候對kisaiz 的記憶不知不覺地在我腦中開始浮現，」潘金榮面帶微笑的回憶。但是部落很多年沒有舉行過這祭儀了，多數部落婦女幾乎沒看過、沒聽過祭歌祭舞，更遑論會吟唱。這是一項艱巨的任務，幾次的練習並不順暢，潘金榮有點擔心，但很快地他想到可以有效讓大家熟記歌謠歌詞的方法，在他的要求下林金榮買了一台錄音機，他將錄好的歌曲歌詞反覆放給大家聽，並適時地修正錯誤，果然效果顯著。練習的時間非常緊迫，因為一個月後就要比賽了，於是三、四十位男女族人白天農忙到了晚上就集合練習，等到歌曲歌詞稍熟練時，潘金榮依照傳統的 kisaiz 祭儀祭拜程序，開始思考一共幾幕？一幕幾首歌？哪些展演者在哪一幕的角色和動作？如何在展演過程保持順暢？kisaiz 流傳至今共有八首祭歌，傳統上完整除瘟與治療儀式過程歷時約七天，從第一天請神為 qumRas tu tazusa（呼喚神靈之歌），到最後一天的 patanan tu tazusa（送神靈之歌），是相當複雜與嚴謹的祭儀過程，不能出差錯。最後潘金榮結合了祭、歌、舞，設計出符合 kisaiz 精神的三、四十分鐘展演劇目，將中斷多年的 kisaiz 以非祭典的文化性形式，重新和族人連結起來。最後比賽成績出爐，新社部落獲得第二名，和豐濱村、港口村一起代表豐濱鄉參加民國七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的「新社岩棺開幕展覽」的展演活動。這時「復名運動」的種子已悄悄地播撒在族人的心田。
民國七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的晚上，噶瑪蘭族的 kisaiz 在潘金榮的領軍下首度對外正式展演，台灣社會非常陌生的「噶瑪蘭」突然地出現，震撼了台北新公園前的觀眾。展演之前，新社耆老偕萬來先生上台除了介紹 kisaiz 的精神和意義外，他代表族人在眾人面前高聲疾呼「我們不是漢族也不是阿美族，我們的祖先來自宜蘭，我們是噶瑪蘭族，希望政府承認我們，重視我們的訴求。」這不但是噶瑪蘭族第一次公開「復名」要求，也是挑戰政府長期以來錯誤的族群分類與政策。噶瑪蘭族透過 kisaiz 輕輕地打開「復名運動」的大門。
民國八十年，噶瑪蘭族第一次集體有意識地要返回宜蘭故鄉，當時花東地區族人組成「返鄉尋根」百人團，而有了這首歌「qasengat pa ita na kebalan」（咱們噶瑪蘭人要起來），歌曲和歌詞都是潘金榮創作的，這首歌有高度的自我覺醒與認同味道，勉勵宜花東三地的噶瑪蘭族人脫去自卑的污名，勇敢站起來（民國八十年代，類似「返鄉尋根」的活動舉辦了好多次）。媒體多持正面態度肯定噶瑪蘭族的「復名」訴求，紛紛進入部落採訪報導噶瑪蘭族的文化、工藝、山海生活，在在證明噶瑪蘭族的存在。以新社部落為主的「復名列車」開始向中央部門提出正式的「復名」訴求，但是官方卻以噶瑪蘭族已「漢化」、「阿美化」的理由，拒絕噶瑪蘭族的訴求。但是噶瑪蘭族並不氣餒，不斷的在媒體發聲、不斷的在各種大小場合展演噶瑪蘭族文化。
「復名運動」會啟發族人的「文化復振」，民國八十年以後新社部落舉行的豐年祭逐漸改為噶瑪蘭族服飾、歌舞文化來進行，潘金榮、潘金英、林阿美、林耀龍等人，他們是第一代豐年祭的領唱人，因而奠定噶瑪蘭族歌謠舞蹈的基礎。大約在民國八十四年，部落突然流行地唱起「aybaut」（「出海歌」，後來改為「捕魚歌」）。潘金榮謙虛的說：「不是我的創作，不知道為什麼？有一天突然想起以前長輩好像有吟唱一首歌，剛開始曲調很模糊，唱不完整，我就慢慢地哼慢慢地嘗試，沒想到就完成了這首歌。」他唱出來之後，部落老人家很訝異的說「你怎麼會唱？以前我們是有聽過，但都忘記了，也沒有想到有這首歌。」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想起來？為什麼會唱？」潘金榮回答。歌詞情感豐富、曲調緩慢，描繪了出海捕撈的漁夫有著不確定性的危險，男人為了生活為了家庭出海捕魚時，部落婦女會以這首歌表達對丈夫對兄弟的擔憂。多年後這首歌透過潘金榮的「文化復振」而「重返新社」，很快地廣傳到噶瑪蘭族各個部落，竟然成為部落舉辦活動的「必選歌」，具有實質的族群文化精神與價值。但是今天部落裡沒有人知道這首歌為何會式微到斷層的原因？ 想不到，部落婦女的擔憂真實地出現在潘金榮的家庭。民國九十三年的夏天，正是花東海岸捕飛魚的季節，每當海面風平浪靜的午後，就會看到三三兩兩的漁夫和家人到小湖海邊整理漁具檢修船隻，接近傍晚漁船或竹划就不約而同地出海捕魚，到了晚上新社附近的海面上就會看見點點漁火。潘金榮才剛忙完教會會友的事，想說天氣那麼好就出海捕魚去吧，當時天色已暗了。「我就是很簡單地想，只要下一次網抓幾條魚就回家。」老婆和兒媳婦陪著他到小湖海邊，幫忙拿點東西，看看有什麼需要幫忙的事情，然後看著他上船發動馬達往海上駛去。和平常一樣他獨自一人駕著小船出海了，沒多久到達潘金榮習慣的海域下網，過一陣子就慢慢拉網，魚兒一條條的拉上船，收穫還不錯。心想可以回家和家人一起吃晚飯了。「奇怪馬達怎麼不能發動？試了又試還是不行，我就清潔一下火星塞再發動看看，還是不能發動。」當時潘金榮心頭還蠻平靜的，因為可以用雙槳慢慢搖回小湖。以前沒有船用馬達的年代，這裡的漁夫都是靠搖槳出海捕魚的。他就這樣慢慢地搖慢慢地搖，才搖了一會兒，突然間！北風和洋流變強了，在自然反應下他加把勁的搖槳，但是小船反而離海岸越來越遠。洋流更強了，他更是用力搖槳，但是再怎麼用力也沒有用，小船離開海岸更遠，海岸的景物越來越小。洋流強大到海面像一面平滑的鏡子，東海岸綿延的山頭稜線變得細小，海岸的燈火微弱到幾乎看不見。乾脆就不搖槳了，這時他心裡很平靜，乾脆索性觀賞眼前這難得的景象。「東海岸的山頭變得更小了，過一陣子台灣島的輪廓變得細長扁平，我也不知道過了多久，看著天色逐漸變暗，台灣島在我眼前消失了，除了能看見滿天星星在閃爍外，其他什麼都看不見，四周被漆黑的暗夜包圍著，我有一點緊張，但我不害怕，只要這幾天我不渴死，還是會有救的。」潘金榮不時地唱著聖歌，還有他熟悉的「捕魚歌」。
是不是冥冥之中天主在保佑？祖靈自有安排？近海捕魚半天往返的漁夫是不會帶大桶水的，通常只帶足夠喝的水量。出海前，兒媳婦提了一桶四公升的水「爸爸這桶水可以在船上慢慢喝。」「我馬上就回來了，不用了吧！」潘金榮一面整理漁具一面想著「以前兒媳婦從來沒有給他帶大桶水啊！好吧！既然水桶都帶來了就擺在船上好了，這也是兒媳婦的孝心。」漁船傍晚出海然後隔天清晨回家，是新社漁夫們的習慣，所以當天晚上潘金榮沒有回家也算正常。第二天太平洋剛露出曙光時，新社漁船就陸陸續續的上岸，到了早上七、八點，全部漁船都上岸了。潘太太接到兒媳婦的電話，傳來擔心緊張的聲音「爸爸到現在還沒有回來！怎麼辦？」潘太太衝到小湖海邊，哇！海邊那麼多人，原來「潘金榮沒有回來」的消息已經傳開了。「當時我很鎮靜很勇敢也沒有哭，心想天主一定會保佑」潘太太回憶。打了幾次手機但潘金榮都沒有接，原來他以為很快就會回來，就把手機放在車上。張秋林、潘銀華等幾位漁夫，很快的發動馬達開著各自的竹筏往外海尋找，這時海警船也出動了，頓時新社部落籠罩在不安的氛圍。但大家想不到，潘金榮和他的小船已漂流到在千百里之遙。
小船漂流在無邊無際的茫茫大海之中，不知身在何處的潘金榮眼前竟出現奇特又嘆為觀止的畫面，一大群海豚不時地貼近小船緩慢游動似乎在陪伴他、晚上滿天星空照射在海面的閃爍光影、面積超級大的垃圾漩渦在海面不停旋轉擠壓，發出恐怖的聲音和畫面等等景象。「非常非常奇特啊！我這一輩子不可能再有機會遇到了，海豚好像有理性啊！我們人類真的很渺小，真的不要亂丟垃圾，要愛護環境，人類面對大自然更應該謙卑。」大白天炙熱的陽光曬得臉和雙臂很不舒服，小船又沒有地方可以躲避，只有忍耐了。又過了一夜和一個大白天，太陽很大很熱，身體有點兒受不了。突然間，起風了！平靜的海面吹起了南風（有經驗的漁夫知道，白天海面上吹的是南風），一陣又一陣的吹，小船隨著風漂移起來，海風越吹越強勁，持續不斷地吹，小船漂移的速度越來越快，潘金榮睜大眼睛瞪著小船快速前進的遠方，心裏也緊張起來，因為不知道會漂到哪裡去。不知道漂移了多久的時間？「隱約地好像看到遠方出現島嶼的輪廓，我心裡在想這是什麼地方？什麼島呢？」潘金榮的眼睛一直盯著。越來越接近島嶼，島嶼的輪廓越來越清楚，眼前出
現的綿延山頭好像有點熟悉，一根細長小的白色柱子似曾相識，柱子越來越大，影像越來越明顯了，大叫一聲「哇！那不是靜浦村北回歸線的柱子嗎？我突然變得很有精神，喝兩口水，兩手抓緊雙槳死命地往北方搖，搖啊搖地，小船就這樣搖進了石梯港，終於回到家了。」三天兩夜的「潘金榮漂流記」，若說不是神蹟也很難相信！
民國八十一年，新社國小開始教導兒童噶瑪蘭族語，古月恆校長聘請了偕萬來、潘金榮、潘金英、李文盛等四人，除了教導族語外，也灌輸兒童的歷史、文化、歌謠、舞蹈的基本認識。四人經常討論教材內容，年輕的偕淑月小姐則是負責電腦排版與編輯成冊的工作，印刷出版成為教材，並分送給各地的噶瑪蘭族部落，而建立了日後噶瑪蘭族教育的重要基石。潘金榮在新社部落受到相當的肯定與信任，除了是傳道師外，亦擔任多個重要職務：
新社村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84-92 年）、新社村長（87-91 年）、新社部落頭目（96-104年）等，身兼多重職務身分的他責任重大，教會、村民、族人，三者之間部份是重疊的人群，但屬性和立場不必然相同，有其複雜性，處理村落事務必然要考慮不同族群、不同教派、不同政黨、不同想法的人，因此要有清晰的思路與智慧。但擁有多重職務身分，也有助於他在「復名復振」上獲得不同立場人的支持。
這時期「復名運動」在各個部落如火如荼的展開，外界經常邀請新社部落前往展演，有國家音樂廳、台北市政府、台北縣政府、宜蘭縣政府、台南縣政府、台中縣政府、花蓮縣政府、屏東原住民族文化園區、風潮唱片公司等等。族人透過 kisaiz、香蕉絲編織工藝、故事、語言、歌謠、舞蹈、服飾等，宣傳「我們一直都在」，希望大家認識我們、期望政府承認我們。而 kisaiz 已然成為傳達噶瑪蘭族文化的重要展演項目，潘金榮則是帶隊與指導的老師。
只有行動才有尊嚴，只有行動才有正義。經過漫長的十五年「復名運動」，政府終於做出正面的回應，民國九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行政院公開宣布噶瑪蘭族為台灣原住民族第十一族，這種遲來的正義不必然是正義，因為許多努力的長輩已經沒機會感受到「還我尊嚴」的這一天。潘金榮說：「以前所做的事情，希望對祖先有所交代，我覺得做得不夠多不夠好，還需要繼續努力，大家都要繼續努力。」
潘朝成 bauki angaw
民國一百一十年元月 於新社部落 打不岸
